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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离家一万多公里的地方，我已经呆了八年了，从一开始差点把命丢在疟疾上，到现在一年净利润能剩下三百万人民币。
外人听起来风光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钱挣得有多糙，日子过得有多绝望。
刚来安哥拉的时候，我是跟着老乡干工程的。
后来工程款结不下来，老板跑了，我们几个工友流落街头。
为了活命，我什么都干过，去码头扛过大包，在菜市场卖过干货。
后来我发现，那些倒闭的工厂、烂尾的基建项目里，到处都是废铜烂铁。
当地人不懂怎么成规模地处理这些东西，我就借了点钱，买了个二手地磅，开始走街串巷收废品。
那时候真苦啊。
白天在红土地上暴晒，晚上就睡在露天的卡车车厢里，还得防着蚊子和拿着自制火枪抢劫的盲流。
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，我认识了娜拉。
娜拉一开始是我雇来帮忙分类废品的当地女孩。
她干活麻利，不怕脏，一双手常年被废铁划得全是口子，但从来不喊疼。
我发烧感染疟疾，在铁皮屋里烧得人事不省，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。
老乡们都怕传染，不敢靠前。
是娜拉熬了当地的草药，一勺一勺喂给我，拿湿毛巾给我物理降温，守了我三天三夜。
我退烧醒来睁开眼，看到她靠在墙角睡着了，黑瘦的脸上满是疲惫。
那一刻，我是真的动了心。
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地方，我觉得能有个人这么护着自己，比什么都强。
后来，我的废品生意越做越大。
从推着板车收，到雇了十几个当地人，买了两辆大卡车。
手里有了钱后，我就去了娜拉的部落，找到了她父的亲提亲。
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我买了两头牛，十只羊，还搭上了一台全新的柴油发电机和两万宽扎的现金。
她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在部落里摆了三天三夜的流水席。
我当时以为，娶了娜拉，我在这片异国他乡就算有了一个安稳的窝。
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场婚姻成了我如今窒息生活的开端。
结婚第二年，娜拉的父亲带着她刚满十八岁的妹妹卡米找上了门。
老头的意思很明确，在他们的观念里，有实力的男人娶姐妹俩是家族的荣耀，更何况我是个“有钱的中国人”。
卡米高中没念完，在家里也是闲着，不如跟着我，姐妹俩互相有个照应。
我一开始是坚决反对的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，一夫一妻的观念根深蒂固。
但娜拉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劝我接受。
她说在她们那里，男人如果只有她一个妻子，别人会笑话她没能给丈夫带来繁荣，而且妹妹来了，能帮她分担家务，她也很高兴。
老头甚至放出话，如果不接受卡米，就把娜拉也带走。
我当时生意正处在关键的扩张期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实在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拉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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